新罗武烈王金春秋即位后，新罗从“上代”进入“中代”，“中代”主要指武烈王到惠恭王（654-780）在位这一段时期。

新罗出于国内外形势的考虑，与唐朝建立了多方面的关系，

如朝贡、宿卫外交以及军事方面的联合和战争等。

金春秋的亲唐政策与强化王权措施

善德王十一年（642），新罗大耶城被百济攻占后，为防止百济继续入侵，金春秋前往高句丽请求援助，却遭到了将近两个月的扣押，因新罗拒绝归还高句丽麻木岘、竹岭等地。

次年，善德王派使臣到唐朝请求援助，唐太宗对新罗使臣说：

“尔国以妇人为主，为邻国轻辱，失主延寇，靡岁休宁。我一道宗支，与为尔国主，而自不可独王，当遣兵营护。”

善德王亲唐政策遭到失败。

善德王十六年（647），毗昙以“女主不能善理”为借口，反对女王统治。

金春秋和金庾信镇压了上大等毗昙和廉宗等旧贵族势力叛乱后，完全掌控新罗政局，拥立了真德王。

真德王即位二年（648年），

金春秋以“请兵”为目的前往唐朝交涉

，因迫切需要能够防御百济侵略的军事力量，想获取唐朝的帮助来摆脱百济侵略。而唐太宗目的则是准备与新罗结盟去征伐高句丽。

两者虽目的不同，但现实利益是一致的，最后形成了唐罗同盟关系。

以此为契机，使得唐朝与新罗关系日渐紧密起来。同时，金春秋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，在他即位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唐高宗即位后，持续保持新罗与唐朝的密切关系

，也可以理解为金春秋在新罗对唐朝的外交活动中活跃度高。

在真德王即位二年（648），金春秋觐见唐太宗时，首先前往唐朝国学参观举行孔子释奠仪礼和儒家建堂，他热衷儒学的倾向在此有所体现，也为他回国后的改革打下基础。

这一时期新罗与唐朝成功的建立了“唐罗军事同盟”，

金春秋不仅是寻求军事援助，还想利用唐朝先进的国家体制和东亚战略缓和当前紧张局势，以谋求国家的安全和发展

。

归国后，金春秋很快着手构建新的统治体制，并吸收唐朝相关制度。“三年（489）春正月，始服中朝衣冠。”

其中最先引进的是唐朝官服，加强了新罗与唐朝链接的纽带。

随后，“是岁，始行中国永徽年号。”放弃了新罗传统年号，转而改用唐朝年号“永徽”，这不仅体现唐罗关系密切，还标志着新罗皈依于天朝的国际秩序。金春秋推行亲唐政策的不仅局限于外交战略，其最终目标是通过接纳中国先进的政治理念、儒教礼制、国家仪礼等来加强王权，确立中央集权体制。

金春秋在真德王五年（651），开始大刀阔斧的进行官制改革。

将原有的“禀主”改为“执事部”，真德王设置仓部，并下设“赏赐署”主管财政以及赏赐等事宜。金春秋通过设置这些机构牢牢地掌握国家的经济和财政。

同年，设立“左理方府”掌管刑律与立法。新罗吏部、音声署、大道署、典祀署等有关礼仪的官府有大幅度整顿和完善。

这些改革虽然是以真德王名义进行，但一般认为是由金春秋主导的改革。

真德王五年（651），“王御朝元殿，受百官正贺。”

在朝元殿主持贺正仪礼显示国家仪礼的庄严性和权威性，从而展示王权的绝对权力。公元654年武烈王即位后，放弃中古时期以来王室的佛教式王名，采取汉化谥号，“追封大王制是武烈王首开的先河。

追封父亲为“文兴大王”、母亲为“文贞太后”，并且他本人死后也获得汉化庙号和谥号。

为完善现有的律令，引用唐朝律令对理方府格六十余条进行重新修订，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律令政治。可见当时新罗的律令体制已经很成熟，达到了可以借鉴唐律并结合国家自身情况进行调整，灵活运用法律。

武烈王二年（655），册封金法敏为太子，

其他儿子赐予高官，进一步强化王权的稳定以及王室权力牢固。

武烈王三年（656）任命金仁问为军主，武烈王五年（658）任命文王为执事部中侍，以此构建了由直系亲属统治体制。武烈王七年（660）封金庾信为上大等，为王权专制化奠定了基础。

神文王时期政治改革

神文王即位后，以“逆反”之名除掉其岳父金钦突势力，不断推出加强王权政策，调整原有权力结构。

新罗在统一三国后，神文王为统治增大的领土和人口，急需完善中央官僚机构和地方行政组织。

据《三国史记》史料上看，神文王二年（682）年，创立了国学，其目的是以儒教为政治理念基础进行人才教育和官员培养。

神文王设置例作府、工匠府，并对位和府、船府等中央官府官员数量进行增加

，并参照了中国古代官制，对新罗中央官制进行体系化设置。

神文王五年（685），在各官府内设负责行政业务的“舍知”，位于“大舍”之下。增加“舍知”这一官职后，构成了“令-卿-大舍-舍知-史”五等级的官僚体系。新罗占领百济和高句丽领土后，重编州、郡、县。

起初使用的“州”，指新罗在扩张领土过程中设立的军政性质的地方机构。

随着统一战争结束，“州”变成了行政直辖单位。神文王五年(685)设立完山州(现全罗北道全州)和菁州(现庆尚南道晋州)两个州后，共设有“九州”。

智证王时期开始设“小京”，除了原有的金官小京(现庆尚南道金海)、北原小京(现江原道原州)、中原小京(现忠清北道忠州)之外，神文王五年(685)增设西原小京(现忠清北道清州)和南原小京(现全罗北道南原)，完善了五小京制。

此外，

为了削弱六停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真骨贵族势力，建立新的军事制度

，即“九誓幢”，为新罗中枢部队。神文王时期中央集权得到显著强化。

圣德王时期强化王权措施

自文武王八年（668）到圣德王二年(703)，唐朝和新罗两国关系处于断交状态。

后期渤海国的建立直接威胁到唐朝，使唐朝无法继续坚持与新罗冷战的关系。

因此，圣德王与唐玄宗以渤海与唐朝战争为契机，迅速改善了唐朝和新罗的两国关系。

圣德王为了牵制渤海加强与唐朝联系，而且还想利用对唐外交来巩固和稳定他在国内的统治权利和地位。新罗大大增加派遣使臣的次数，在圣德王在位的36年间，派了45次使臣前往唐朝，其中派留学生去学习唐朝儒学。

圣德王的最终目标是引进儒学和律令等各种盛唐文化，使国家面貌焕然一新。

圣德王即位后，为巩固其地位和王权，公元702年升文武官爵一级，免除各州郡一年租税。

在圣德王十年（711）提出百官箴以后，对官制开始整顿。圣德王设立典祀署、新宫、漏刻典和烟舍典等官署，同时扩充了官员数量。

从《三国史记》的记载中可以能看出圣德王对儒教的教育机构很是关注，并且官府与官员的设置都与儒学有关。圣德王时期可以称为“外交时代”，

新罗圣德王在位期间，曾与唐交涉45次，相较于过去两国人员交流、商业交易增多。

如此高频次的外交，强化了王权，使得新罗中代的王权统治——自圣德王到景德王时期呈现了鼎盛的局面。

综上所述，进入七世纪后，唐朝与新罗经历了“同盟-冷战-友好交往”三个阶段。

武烈王、神文王、圣德王多次派遣使臣到唐朝交流，并积极学习唐朝文化和制度。特别是在官制方面，按照唐朝官制完善了中央官僚机构和地方行政组织，促进新罗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强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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